实施这些行为的人要根据宗教法的规定进行赎罪。
(48)冯友兰：《贞元六书(下)》，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11页。模仿是人的本能，顺从社会习俗一般会使个人生活变得简便高效。
人做某事，了解某事是怎样一回事，此是了解，此是解。(11)冯友兰：《贞元六书(下)》，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30页。若有一种努力，‘反身而诚，则可进至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二则描绘了公民守法的应然图景——国家公务人员因义(仁)而守法，立法者、法学研究者顺应理而守法。天地境界者以己为出发点，视天地万物与己息息相通，正如张载所言民，吾同胞。
(13)杜维明：《仁与修身：儒家思想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09页。孔子评价说：赐失之矣。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到，所谓自然法只是某种单一原则的展现，它只是一个抽象的框架，一个表达主观价值的客观公式。
甚至，在一些闭口不谈自然法的哲学家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思维模式。2002年，参与创办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至今。1993年离开中国人民大学，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现为研究员。新康德派的代表人物施塔姆勒提出了新的正义观，他认为，自然法的内容是可变的，这个看法很投合20世纪的胃口，因而颇为流行。
但是，当一个斯多噶派信徒宣称，按照自然法，人类生而平等，所以，奴隶制违反自然，应予消灭。至此，古代自然法结束了它的历程。
把这种东西与传统的自然法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恐怕主要不再是共同的理论模式，而是对于法律中价值问题的关注。边沁说，在一个多少算是文明的社会里，个人所能拥有的一切权利，只可能来自法律。在所有自然的领域，他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行事的。根据他的说法，这类原则共有八项：（1）法律须具有普遍性。
这种把人类制定的法律同自然法区别开来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显然，现实的法律往往不是应然的事实，已然的事实并不总是期待中的法律。这乃是希腊思想的一个特征，也是全部自然法学说赖以建立的起点。一方面，它是自然法则、客观规律，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这个无情的事实不但使人重新注意到法律的正义性问题，而且促使人们从法律就是法律的实证立场转向对法律应该怎样这一问题的探索。此时，他实际上表达了一种价值观，一个他自己赞同的信念。
因为在此之前，自然法思潮大体还属于潜流，二战以后，它才发展成声势浩大的运动。这些原则中任何一项的欠缺，都必然导致不道德的法律，而按照富勒本人的说法，这种不道德的法律根本不宜称为法律。
关于自然法思潮在19世纪的式微，还可以从更多的方面来说明。这似乎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里，古典自然法确实过时了，不但它所代表的那些理想和价值显得（至少是部分地）不合时宜，就是它把实在法与某种价值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本身也被看成非科学。此外，在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方面，也并不总是有一致的见解。富勒的自然法注重法律的一般程序，讲法律的形式原则，即其内在道德。今人要了解自然法的观念，把握西方法律进化的途径，不能不从这里开始。边沁的看法或许不错，但他并没有最终解决问题。
今天看来，在具体的法律之上悬置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等同于规律的客观法，这种做法似乎有些幼稚可笑。客观规律与主观理想从两个极端走到一起，彼此深入到对方深处。
有人可以认为，实在法正好是反自然的、不合理的，因而发出革命的呼号。作为一个人为的事实，它是可以选择的，作为一个暂时的事实，它又必然充满变异。
既然所谓自然法只是一种客观化了的价值判定，把自然法等同于万民法便只可能是一种价值偏见。但是一旦把自然法与实在法区分开来，立即产生了一些重要后果。
人类的价值判断在物质世界中间找到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外在的自然则在人类灵魂深处发现了自己最真实的生命。在他们憧憬的自然-理性王国中，奴隶制是不存在的。其次，就认识方法而言，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先验的和演绎的方法正相反对。当时，这个新自然法运动影响有限，但也表露出一些重要迹象，比如，新自然法运动从一开始就分成两支：神学的和非神学的（前者即新托马斯主义法学，而狭义上的新自然法只指后者）。
梅因在他的《古代法》一书中曾扼要地叙述了自然法观念的生成和它的内在性质。（2）法律须具有公开性。
此后不久，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进一步把道德概念与法律概念加以区分，认为不能以法律正义强制执行道德正义。导致这个变化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直接的，恐怕正是那场世界性的战争。
（6）法律不得要求不可能之事。就是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观念，它同时提出了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并且把二者巧妙地糅合在一个概念当中：价值被宣布为事实，事实实际上只是应该的。
此外还有些人，他们把法律与人类某些基本价值联系在一起，致力于探求法律的正义基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法律究竟只是无数命令、规则的汇集，还是同时包含着发自人类内心的追求。他写道： 后期希腊学派回到了希腊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当时迷失的道路上，他们在自然的概念中，在物质世界上加上了一个道德世界。后来的智者们也喜欢谈论这种区分。
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的。不过，这毕竟是在二战以后，同是对法律中价值问题的关注，虽然也是发自人类的良心，比之以往的自然法学说，已采取了更为精细、复杂的形态。
重要的是，希腊的哲学家的自然法，在罗马变成为法学家的自然法，这个转变不啻是一场革命。诚如梅因所言： 自然学说及其法律观点之所以能保持其能力，主要是由于它们能和各种政治及社会倾向联结在一起，在这些倾向中，有一些是由它们促成的，有一些的确是它们创造的，而绝大部分则是由它们提供了说明和形式。
这里，乌尔比安至少道出了一件事实：奴隶制度实际上支配着古代社会。第一，可以这样来界定自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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